托马斯•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大概是近年来西方最“火”的一本学术书，一出版就引爆媒体，聚讼纷纭，数位诺奖得主为之写书评。然而，争论的核心，往往是其书中的事实部分，即市场经济是否带来了贫富分化，当今西方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否过大，以及皮克迪对数据的运用等等。但是，这些细节争论如果绕开书中核心的理论问题，就显得舍本逐末了。
揭开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皇帝新衣
在《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皮克迪的厉害之处，是揭穿了弗里德曼式的自由放任主义经济学的皇帝新衣。弗里德曼的门徒们猝不及防，恐慌之中急于反击，未免胡乱出拳、无的放矢。其实，皮克迪只是揭示了几个历史事实：
第一，在资本主义的现代发展史中，放任市场竞争，往往导致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十九世纪到一战前的欧洲，乃至大萧条前的美国，经济上自由放任，但都是贫富差距非常大的时代。1980年代里根撒切尔的保守主义革命之后，政府逐渐放手，让经济回归自由放任式的竞争，于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贫富分化再度加大，如今眼看要回到一战前的水平。
第二，贫富分化的缩小，多靠“外在打击”，如战争和大萧条。这些灾难，摧毁了大量财富，导致富人失血，并因战争动员和战后重新提高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和价格。另外，政府采取强力的财富再分配措施，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分化。
第三，在西方，当政府积极介入市场、强力进行劫富济贫式的财富再分配时，经济发展都比较快。相反，里根撒切尔革命以来，自由市场越来越主导了西方国家的政策。这不仅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剧，经济增长也比大政府时代缓慢得多。
这些事实简单清楚，其实也并非皮克迪第一个揭示出来。不过，皮克迪非常谨慎，没有提出什么“经济规律”。他的方法，本质上是历史性的。他和他的团队收集了几乎所有可能收集到的现代资本主义的数据，把历史追溯得尽可能长，最终展示了他上述描绘的事实。这并不是什么规律，这仅仅是我们迄今为止所拥有的经验有助于我们思考现实和未来。在这方面，他和声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马克思，并非一类人物。
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自由市场的运作，和政治民主是否永远是和谐的。他进一步问：当市场原则和民主原则相冲突时，究竟谁应该服从谁？恰恰是在这里，他给出了毫不含糊的答案：市场原则须遵从民主原则。具体而言，当市场竞争产生了许多违反民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后果时，选民必须通过正当的民主程序对之进行矫正。这就给民主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市场凌驾于一切之上”可取吗？
几年前，我也提出了一个相关的理论问题：市场经济毫无疑问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自由。但是，自由市场的成立，还在于说服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自愿地参与。对于少数不愿意参与这样的竞争的人，比如放弃华尔街生涯跑到大学教莎士比亚的人、捐掉所有家产昄依了某教的人，要给他们留出足够的“非市场”生存空间。市场经济好比一场足球赛。所有参与者都在足球的“游戏规则”约束下自由竞争。但是，人们有没有不参与足球赛的自由？比如，姚明一看，觉得自己太亏了：我凭什么踢足球而不打篮球呢？于是他玩儿别的去了。如果社会上这么放弃市场游戏规则而寻求其他游戏规则的人太多，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强制大家参与的自由竞争，当然并不自由。所以，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游戏规则，必须和其他规则不停地讨价还价，说服社会上大多数的人参与进来。这当然包括给那些很不善于市场竞争、总也玩儿不赢的人相当的补偿。否则人家凭什么跟你玩儿？
美国的犯罪率比欧洲发达国家往往高十倍以上。从游戏规则的角度解读，就是因为美国奉行着市场专断主义，赢者通吃，对那些经常输的人不给足补偿。人家总玩儿不赢，就玩儿别的，比如杀人越货。如果我们把足球赛比作市场经济的话，那么民主政治，就是说服大家都参与这场足球赛的“游戏”。这就引出了一个前提，市场经济的结果必须符合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当不符合的时候，就必须为了寻求正当的结果而修正其游戏规则，以求为政治价值所接受。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同样高于市场。
皮克迪的批评者们，往往急于纠正皮克迪所展示的事实。可惜，他们的努力绝大多数都不成功。皮克迪自己就很坦然：经济学本身就很不成熟，经济学家当然可能错。况且他这么大规模地运用历史数据，在经济学领域还是第一次，疏漏难免。如果绕开了他核心的理论问题，纠正了再多细节错误也是徒劳。
弗里德曼式的自由放任的市场学说，自里根保守主义革命以来成为西方的主流。这一学说致命的弱点，就是让市场凌驾于民主之上。弗里德曼公开地说，凡是减税他都支持，因为这样消减了政府的权力。这种“饿死政府”的原则的底蕴是：选民不应该通过政治过程来干预市场过程，不管结果会多么不合理。政府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逼着大家都去参加市场竞争，连姚明也必须去踢足球。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如果市场竞争让1%的顶尖富人控制了社会20%的财富，那么弗里德曼的门徒们肯定会说：只要是合法的市场竞争，这样的结果就是正当的。那么再往后这1%也许会控制80%的社会财富。这样的结果依然正当吗？显然，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1%的富人将控制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权力。许多底层人士，会卖身为奴，民主将名存实亡。
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基石，就是权力的多元化。这不仅是政治权力之间的互相制衡，还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等等的分离。丧失这种多元性，自由就面临存亡的危机。弗里德曼学说的荒谬，就是用“自由”来为市场提供正当性。确实，市场竞争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自由，但是，当把市场凌驾于一切之上时，其实就走向了经济极权主义。皮克迪的一大贡献，就是揭穿了这一点。
《天中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