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
斯大林的一生都是谜：他如何成为？或者说，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泽·朱加什维利——这位农奴的孙子、洗衣妇和半文盲鞋匠的儿子——如何成为斯大林大元帅？出生在格鲁吉亚不起眼的山镇里的这个小男孩如何变成控制半个欧洲的统治者？本有心选择神职的这位虔诚的年轻人，如何成为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有志于解开这些谜。11月，他充满抱负的《斯大林传》第一卷即将出版。第一卷名为《斯大林：权力的悖论（1878-1928）》，讲述了传主从出生到1928年在苏联开始农业集体化之间五十年的事迹。
科特金此书在学界马上引起反响，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认为斯大林一生作为，不是出于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疯狂与非理性，而是出于对信仰的坚韧信心，甚至是出于“完全的理性”。
以批判苏联和俄罗斯出名、著有《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女学者安妮·阿普尔鲍姆（Anne Applebaum）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书评文章，称赞科特金此书抛开了传记文学中那种受弗洛伊德影响的惯常作法，即在传主童年中寻找其一生行为的答案。科特金并没有为斯大林“艰难的青少年时代”寻找心理学的不在场证明，而是认定他是一个极聪明的、具有无情的理性的理论家。
阿普尔鲍姆说，斯大林的行为不是他的潜意识的结果，而是布尔什维克思想的产物。在国内政治、经济遇挫时，这种意识形态给了斯大林很大自信。比如，本意为繁荣生产的政策，却造成贫困，他却能找出一种解释：要么是理论被错误执行，要么是力度没有正确贯彻，要么是官员失职，等等；如果政策不得人心的话，那也可以这样解释：因为阶级斗争激化，抵抗行为呈上升趋势。
最后，总喜欢借古讽今的阿普尔鲍姆得出结论：在当代西方，我们通常认为大规模暴力的实施者必然是疯狂的、非理性的，但从科特金的描述来看，斯大林两者都不是。这种认为斯大林是理性的、聪明绝顶的，用一套强大的意识形态理由为数以百万计的人的死正名的作法，让人不寒而栗。这意味着我们可能要严肃考虑最近主张使用核武器对付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政治家，以及扬言要杀死所有基督徒和犹太人的ISIS领导人的那些话。阿普尔鲍姆说，不要以为他们的语言很奇怪，就意味着没人追随他们，他们有着自己的逻辑。
而另外一位斯大林专家、悉尼大学历史系教授什拉·费茨派垂克（Sheila Fitzpatrick）也在《卫报》上发表书评，指出这本传记既不是恶之病原学的研究，也不是斯大林如何谋求自身权力的传记，书中认为斯大林被深深地坚定信仰所驱使，这种个性对苏联政治起到决定性作用。
费茨派垂克认为这种描述不无问题，她指出，科特金的解释症结在于：他认为斯大林的经历应通过其根深蒂固的思想信念，而非从如何实现个人权力的最大化方面来理解。但对于费茨派垂克来说，所不能理解的是，对新晋领袖来说，维护权力非常重要，斯大林为什么可以“把什么都放在一边，包括他的个人权力”？科特金认为这是好运气使然：经济大萧条使西方各国更有意与苏联达成经济合作（而非相反）。费茨派垂克说，对于这一点与众不同的解释，科特金可能是正确的，但她更想看看其论据何在，而不是简单的断言。此外，无论对错，科特金对于农业集体化决策的重要意义的论述很精确，但1928-1929年间与之相随的有计划的迅速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两点作者明显不够重视。
费茨派垂克说，在书中最后一章，科特金试图回答经常被问而很少有人回答的问题：如果没有斯大林会怎样？他的答案是，“如果斯大林不在了，强制农业集体化的可能性将接近于零，而苏维埃政权将被改造成别的东西，或者分崩离析的可能性就会很高”。换句话说，他否定了英国历史学家E·H·卡尔（E. H. Carr）的说法——“斯大林是时世所造，而非造时世者”。相反，科特金写道，斯大林创造了历史，“重新安排了六分之一地球的整个社会经济的面貌”，而他的描述“揭示了在极度罕见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决定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结构，产生全球影响”。
《天中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