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尼泊尔赐予了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资源之一：佛陀，然而这两个国家都从没有真正重视这份非凡的遗产，也没有为之而自豪。在佛陀自己的诞生地和他的祖国，他的法教被冷落了，他的智慧并不被赏识，他的遗产也未在社会上得到彰显。
普遍忽视这一宝库般的遗产，损失是难以估量的，毕竟，在这些地区，极少有像佛陀的法教这样的产品，会受到如此广泛的重视与尊崇，或像佛陀那样如此成功地声名远扬。
当然，瑜伽、咖喱、印度香米以及宝莱坞电影都有其全球性的影响，但佛教却已然改变了包括中国、泰国、缅甸、越南、日本和更多国家在内的整个社会，它也正在快速地渗透到西方世界，并继续触动世界千万人的内心与思想。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在佛陀本人出生、成道和传授法教的国家，这种热烈的、全球性的兴趣反而十分鲜见，如今，印度和尼泊尔两国政府和广大的民众都没有真正地珍惜佛陀，也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放在心里或头脑中，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可理解。
如此这般地漠视自己的佛教遗产，暴露了领导者的失败和社会的普遍无知。在尼泊尔，只有当听到有人声称佛陀是在印度出生时，尼泊尔人对佛教的兴趣仿佛才被唤醒。这时候，尼泊尔人才会热忱地宣称佛陀的诞生地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而非印度，尽管在2500年前，无论是尼泊尔还是印度，这两个实体其实都不存在。
在印度，这种无知则从那些从头至尾未能了解、重视和保护他们国家的这份佛教遗产却受过良好教育的印度精英那里，蔓延到那些靠在圣地贩卖佛陀图像和菩提子念珠谋生的小贩、乃至那些向毫不疑心的佛教朝圣者骗取施舍的假僧侣和江湖术士们那里。
这种对佛教的漠视无处不在。例如，瓦拉纳西机场是无数朝圣者前往佛陀初转法轮圣地的通道，机场的书店里满是琳琅满目的印度教和各种有关印度的书籍，但其中却唯独找不到一本关于佛教的。
这种漠视甚至存在于世界上最神圣的佛教圣地——佛陀成道的菩提迦耶的大觉寺，那儿的管理者竟然大多数仍然是印度教人士，这就好比梵蒂冈或麦加的克尔白（译者按：Kaaba，指建立于麦加清真寺内的方形石造殿堂，内有供教徒膜拜的黑色圣石）的经营者大部分是佛教徒，或是以基督教徒为主来管理犹太圣会一样。
【印度的世俗主义和政治正确性】
要解释这种有意的忽视并非易事。从某些方面来说，今天佛教在印度的境况兴许是其长期殖民地历史的产物，它看上去像是一次以背弃印度自身深厚的灵性传统为代价的、对世俗价值观的大规模拥抱。
一个最近的例子，是所谓的那烂陀大学复兴项目。那烂陀大学是世界上最早最伟大的佛教大学，大约比牛津大学要早建650年。该项目的首位校长阿玛特亚·森更青睐世俗课程，他竟以严格“区别宗教学与宗教修行”的名义，指示要淡化佛教和灵性课程。真的，森教授在他关于那烂陀大学的著述里，竟未提及那烂陀的佛教传统。
印度声称珍视传统，但实际上却表现得更与西方的、世俗的、物质主义的、非灵性的价值观一致，而与它所遗赠给这个世界的深厚的智慧传统大相径庭。正因为如此，当印度骄傲地宣称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同时，对于大多数印度人来说，佛陀依然是一位不为人知的陌生人。与佛陀和佛教相比，印度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更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西方式的、世俗的政治正确性甚至在那烂陀遗址的入口处公开展览。在那儿的历史碑铭上，并未提及那烂陀大学和它庞大的无价的图书馆，其实是在1193年以宗教的名义被穆斯林摧毁的，原因是馆藏的经文里没有赞颂《古兰经》。印度政府宁愿简单化地告诉游人，摧毁者是一名叫做“巴克提亚齐·卡尔基”的男子。
以世俗的政治正确性为名而淡化真相、稀释史实，对任何人都是无用的。恰恰相反，否认现实、掩藏真相实际上会助长极端主义，甚至在像缅甸那样传统上奉行非暴力文化的地方，佛教徒也会以暴力行动对待其穆斯林邻人。
设想一下，倘若政府和学者们积极主动地弱化二战期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历史罪责，在纽约市会爆发多严重的对反犹主义的愤怒与谴责。同理，再设想一下，假如官员和学者们故意淡化英国人过去对印度人的剥削与在印度所犯下的罪行，印度人又会作何反应。
今天，假如学者、记者、评论员和专家们道出穆斯林摧毁那烂陀大学和其他佛教标志的真相——历史上曾发生在印度的以及新近发生在阿富汗的——而非掩盖事实，将会对当今和平与和睦做出更多贡献。
西方和印度的伊斯兰教护教论者申辩说，他们在弘扬宽容，而且其他宗教也参与过毁灭性行动，像十字军东征时的基督教徒等。这些辩护者还惯于赞扬佛教徒对待挑衅时普遍的非暴力反应。
这种表面宽容的形式更类似于一种世故的政治正确，而不是诚恳的宽容与无偏见。想象一下：有人掩盖一次残暴的攻击，同时却赞誉牺牲者的不反击，并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些攻击事件上去……
相比之下，说出真相、包括对攻击者指名道姓，对培植爱与慈悲是完全必要的，从佛教的观点来看，这是与智慧不可分离的。这样的诚实不仅可以缓和复仇与反击的冲动，而且更能够彰显非暴力式回应的真正英勇无畏的本质。事实上，这恰恰也是甘地在为印度独立奋斗时的伟大无惧的非暴力方式——揭露而非掩盖英国人的暴行，而这正是印度历史学家向他致敬之处。
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摧毁了印度的佛教这一案例，印度选择了一种更多是怯懦的政治正确的方式。它已屈服于暴力和恐吓的压力，却没能以任何保护性措施奖赏非暴力。因此，在德里的机场有一个为麦加朝圣者专设的航站楼，而在那些佛教圣地，却没有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扶持性设施。
【在印度只有两个宗教问题】
不管怎么说，仅仅用世俗主义难以解释印度对其佛教传统荒唐的忽视。根据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向来不间断的敏感关系可以看出，在印度，宗教仍然是一件要紧的事。例如，在瓦拉纳西，被激怒了的印度教徒毁掉了兼瓦毗清真寺（Gyanvapimosque），理由是该清真寺占用了一个印度教古神庙的地盘，为了要建造一座印度教神庙，他们甚至也捣毁了阿育提亚（Ayodhya）的巴布里清真寺（Babrimosque）。而与此同时，西孟加拉邦和紧邻的孟加拉国及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则攻击了印度教的神庙。
印度对拒绝佛教徒经管他们的佛教圣地毫不内疚，这全然地抹煞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菩提迦耶对佛教徒的意义，就如同麦加之于穆斯林。这样看来，或许就并非仅仅是世俗主义在起作用了，而是一旦面临紧要关头，在印度，唯一有影响力的宗教就不得不是狂热和暴力了，不管它的信徒穿的是黄色还是绿色的服装。
事实上，佛教在印度的消亡很可能是由这个国家的两个主要宗教导致的：始于印度教而事实上被伊斯兰完成。从公元5世纪起，婆罗门就施加压力把许多佛教寺庙改成了印度教的礼拜场所，穆斯林侵略者则继而摧毁了那些残存之处。
这一古代的宗教帝国主义传统至今仍清晰易见，这不仅仅表现在佛教圣地被印度教徒经管，甚至还被铭记在印度宪法里。《宪法》第25条宣布：“对于‘印度教徒’一词的指代，应理解为‘包含所有信奉锡克教、耆那教及佛教的人士’，如此，‘印度教宗教机构’的指代也应作相应理解。”
无论历史上如何，今日的现实是令人悲伤的。面对每年来这里朝礼乔达摩佛陀生平与法教的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尼泊尔、印度和比哈尔邦的政府与民众是恶名昭著的东道主。从高层领导者到大街上最低贱的丐帮，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意接纳、帮忙、或是善待这些远方朝圣者，敲诈勒索朝圣者钱财的方式倒是应有尽有。
公平地说，我们不能把那烂陀、菩提迦耶或鹿野苑的灾难完全归咎于非佛教徒。大乘佛教的沙文主义者和上座部的精英们也各自为营，除了像要拉一条电线或改善供水条件外，菩提迦耶一带的寺院在对待稍不那么世俗的事务上鲜少团结。他们似乎更专心致志于推广自己的宗派，用扩音器高声播放自己特殊的礼拜仪式，彼此压过对方的唱诵声，而不是在一起分享法教、禅修、虔信的仪式和节日，或一起庆祝共同的传承。
要回应我对印度对其佛教遗产漠不关心的批评，我的印度教朋友们会迅速指出，佛教本质上是印度教的一部分，而佛陀是毗湿奴神的化身。姑且不谈哲学上的争端，这一论点单纯从人性的、社会的和情感的层面上都非常容易动摇，因为印度教从未让佛教徒分享它的赢利、荣耀和权力资源。
【忽视佛教是印度的一大损失】
不论从哪一方面看——无论是仅从商业的、政治的、民族自豪感、出口机会或外交政策等世俗角度，还是出于更深层次的灵性的原因，对佛教传统的普遍忽视，确乎是印度一个可悲的损失。
即使从纯粹世俗的生意角度来看，菩提迦耶和蓝毗尼那样的地方也是潜在的金矿，仅我最近在菩提迦耶短期逗留期间，就有两位国家元首莅临大觉寺拜访致敬。外国政要，军方将领，还有其他名人显要定期来到菩提迦耶，不是为了任何会议谈判，而只是单纯地朝拜。更不用提每天都有来自全世界的成千上万的朝圣者：欧洲、俄国、南亚和东南亚、中国、美洲、澳洲和更多的国家。
假如某些政治活动是不可避免的，印度实际上手握一张外交王牌，因为菩提迦耶和其他印度佛教圣地是胜过所有党派和政治部门的资产，包括像西藏那样的议题。毕竟这些圣地无一例外地对所有具有佛教传承的佛教徒来说，都是神圣的、永久地提醒着佛陀教诲的基本真理之处。
单纯从外贸的角度来看，把印度丰富的佛教遗产之质量及其在世界范围所拥有的尊崇，与印度其他令人难堪的众多劣质产品相比较（从粘不住的邮票到锁不上的门闩），其反差是多么可悲！印度太不珍视、更别提推销它曾产出的最伟大的产品之一——乔达摩佛陀那不朽的法教与智慧了。
即便是简单地从国家自豪感的角度来看，也值得记住，今天，无论是毗湿奴或是湿婆都无法获得印度或尼泊尔的国籍，因为他们是神明。相比之下，佛陀却是一位来自他们国家的真实的人类，他的智慧、他的法教、他的典范迄今仍源源不断地触动着全世界千百万人的内心和思想，包括印度的头号对手——中国。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无论印度还是尼泊尔，如今都未对佛陀的遗产表现出任何兴趣。
【态度问题】
鉴于这种普遍的、不参与的漠不关心与忽视，菩提伽耶等佛教圣地的任何真正的改进都是由外国人或西藏信徒主导的，就不再令人惊奇了，而要想做成任何事情，这些人通常不得不以行贿来完成每一步骤。
然而，印度政府和民众对来自国外的慷慨捐助却缺乏尊重，这可以用最近发生在顿格沙瓦里（Dhungeshwari）贫困地区的一起事件来印证，佛陀证悟之前在此苦行了6年。
最近，德里的官僚主义者们向那儿的一所学校处以高达900万卢比的罚款，该校由一位韩国佛教僧人创建，有500名儿童就读，大多来自低种姓家庭。学校因无法缴纳罚款并被切断了外援资金，被强制暂时关闭。
学校将这种不公平的裁决上诉到了法院——这本身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尤其是在比哈尔邦——高等法院一名尽职的法官不仅撤销了这项罚款，而且还就该所由外国佛教人士所办的学校受到责罚一事，公开谴责了印度政府，他认为，帮助印度最贫困者本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在这起罕见的案例中正义得到了伸张，但判决之前漫长的官僚审理程序给受害者带来很大的干扰，并频繁地威胁着他们放弃自己衷心耿耿的奉献。这表明印度对佛教问题的观点，总体来说存在一个极大的态度问题。
这种态度一部分源于在印度至今仍存留的十分强烈的种姓意识。在马哈拉施特邦，上百万人在安倍德卡尔博士（Dr.B.R.Ambedhar）的带领下走上佛道，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更希望摆脱自己的低种姓地位，而非致力于遵循佛陀的教法。尽管这一愿望很重要也很值得理解，但总的说来，这样一种社会性和政治性的取向，也许既无助于他们自己的灵性道路也无益于佛教。
最近，在菩提迦耶大觉寺，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印度朋友每天陪伴我去禅修。那边的印度保安人员就盘问他为什么每天都来这里，他是否是有执照的导游？这些保安人员想当然地认为，佛教要么是外国人、要么是最低种姓印度人的事，他们琢磨不透为什么一名高种姓的印度人会对此感兴趣。
如果在佛教最神圣的圣地入口处尚有这种迷惑的话，那想要印度社会或印度整体民族心理对佛教的态度发生改变，希望也许就相当渺茫了。
【印度和中国都打“佛教”牌】
最近，某种迹象显示印度对其佛教遗产开始有了微弱的兴趣，尤其在喜马拉雅地区，这主要是由于在喜马拉雅另一面，中国正积极地向其佛教圣地提供支持。
在此，统计数据值得我们回顾一下：估计有20%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而相比之下，在佛陀证悟的国度，却只有不到1％的印度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而这一数字许多世纪以来未曾发生过改变。事实上，迄今为止，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佛教徒人口（超出全世界佛教人口总数的一半），而印度的佛教徒的人口数量，只占全世界佛教徒人口总量的不到2%。
与忽视佛教已久的印度相比，中国却欢欣于拥有为数众多的历史性、标志性的佛教大师及护法者。例如，中国人崇敬玄奘，因为他记录了大部分与佛陀的生平及证悟有关的圣地，佛教徒至今受惠于他。而历代中国皇帝诸如汉明帝、梁武帝以及唐代的武则天等对佛教的保护与支持，则确保了佛教在诞生地之外的国家得以幸存。
这种保护并不是仅仅发生在古代或仅仅是历史，即使在今天，比如在对陕西法门寺佛指骨舍利的保存上，被认为是无神论国家的中国，就慷慨地提供了在量级、细节和规模上都堪称顶级的保护与尊崇。相比之下，新德里国家博物馆对待佛陀舍利不仅方式方法不合标准，而且甚至连装置供奉佛舍利的佛龛都是由泰国赞助的。
当然，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在1950年代和文革期间，中国人曾摧残了佛教的寺院、经书和教师们，但这些行为发生在一个很短的时期，是政治而非宗教原因所为。而今天，一场强大的佛教复兴正在中国发生。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在历史上，婆罗门迫害佛教徒，其后数世纪，穆斯林在印度对佛教进行了大规模的毁灭，从此，印度的佛教再也没能得到恢复。
然而，印度不但没有仿效中国去复兴佛教，反而为每年成千上万渴望去印度朝圣的中国佛教徒设置官僚障碍，原因是疑虑会有中国间谍。但印度应该理解，正如一名印度的印度教徒会觉得，和一位英国的印度教徒相处，要比和一位印度的穆斯林在一起更自在。同样，斯里兰卡或是拉达克的佛教徒，也会单纯地把中国朝圣者视为自己的佛教同道兄弟。
就如那些贫困的、被殖民的或是在自己的国家受到压迫的穆斯林，会对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同胞所拥有的权力与财富感到骄傲，或全世界的犹太人都会对以色列感到自豪一样，同样的道理，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其他被外国占领的地区，或是像不丹那样弱小而贫穷的国家，也会对中国成为超级大国而欣喜。
总而言之，与其屈从于被恐惧驱动的陈旧习性和猜疑，印度不如向中国学习，甚至与之合力复兴佛教，自豪地赞颂佛陀诞生在自己的国家、佛教是他们的精神遗产、以及那些佛教圣地是佛陀证悟、智慧和法教的源头。
【恢复佛教应有的地位】
在本文里，对于印度尼泊尔漫不经心地浪费他们丰富而深厚的佛教遗产，我已尝试指出其可能的历史、政治、策略、宗教、哲学、种姓等方面的原因。无论迄今为止是何种原因，要点是，这本来大可不必。
有意识地去转变观点并不难，那将不仅是去认识一位对人类做出无可超越贡献的伟人，而且也会使人们对其留下的精神遗产深感自豪。
在这个物质主义的时代，人类的贪婪正在实实在在地毁灭着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地球。此时此刻，听取和思维佛陀有关万事万物是相互依存的这样的真理，比以前任何时代更为迫切。在政策和行为层面，这种思维甚至可能缓和并防止人类现在和进一步无节制地消耗地球资源，并保护濒危动物的栖息地，从而在这个星球上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可生存的环境。
倘若现在就行使对佛陀——这位地球上最非凡和光芒四射的伟人的生平与法教完整的所有权，那么印度和尼泊尔将能够享受到怎样一种可预期的满足和尊重。稍加努力，印度和尼泊尔异常丰富的古代精神遗产，就可以和当今世界上正日益扩大的对佛法的需求与兴趣相融合，进而为所有众生和地球本身，留下一份无可比拟的遗产。
《天中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