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小说的众多术士中，江西术士（或称江右术士、豫章术士）最引人注目。江西术士何以得名，难以确证。据王祎《青岩丛录》记载，唐宋以来，堪舆术分为两大流派，一为“宗庙之法”，始于闽中，专主理气星卦，以八卦五星来定生克吉凶，后渐不为人所用。一为“江西之法”，肇于江西人杨筠松、赖大有、谢子逸等人，专主山形地势，经龙穴砂水四者相配来定吉凶祸福。大江南北，无不遵之。又据《古今图书集成》之《博物汇编•艺术典•堪舆部•名流列传》，可对唐宋时期江西派风水谱系的传人从祖师杨筠松排列到二十代传人孙伯岗。到了元明以后，其传承就乱而不可考了。
堪舆优则仕 堪舆术与明清政治
相术作为谋生的手段，是术士流行的一个现实基础。早在宋代，王安石就说：“汴之术士若挟奇而以动人者，大祀、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中，祁太公向虞博士传授“地理、算命、选择”，也为了教给他“寻饭吃本事”。历史上，江西人深谙此理。如《宋史》卷四二五记载，江西人谢枋得在宋亡后就一度卖卜为生。值得注意的是，元代因科举时行时止，一些儒士如战国时游士，周游各地，以寻找直接进入仕途的机会，袁确提到此种情况时说，“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江西术士的影响扩大，可能也与江西“游士”之多有关。
江西术士的真正“走红”当在明代，当与政治有关。据记载，朱元璋在开国前就遇到“江右方士”铁冠道人张景和。张景和的事迹流传甚广，明代《菽园杂记》卷一〇、陆粲《庚巳编》卷七、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等皆有记载。明代小说《英烈传》中也有关于他的描写，此书第十回就描写张景和主动来为朱元璋看气色、说休咎；第十七回又叙及一个同样见诸史书、曾乞食南昌的周颠为刘基“点破真机”。
看相后，朱棣才下定了“靖难”的决心
明代著名的术士袁琪、袁忠彻父子，祖先也是南昌人，同样曾受明朝皇帝礼遇。袁珙为燕王朱棣看相后，朱棣才下定了“靖难”的决心。《续英烈传》中写到了这位神相；《历代神仙通鉴》卷二二《识君辅柳庄神相》讲述的也是他的故事。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崩，用江西术士廖均卿议，始得安葬。王士禛《池北偶谈》中则记述了江西南昌人张储对医卜、星相、堪舆、风角之术，无不通晓。万历间游辽东归，声称王气在辽左，三十年后，当地人皆当大贵，“其言果验”。以上这些记载，都反映了江西术士的政治影响，这种政治影响应当是江西术士广见于小说的一个现实条件。
非凡的灵验？日常生活中的江西术士
在日常生活中，江西术士的影子更随处可见。如杨式傅《果报闻见录》之《工匠魇魅》条叙明都给事中陆茂龙两世单传，有江西术士至其家，凿出一木刻太监，乃揭明无嗣之故。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则记载一“善地理而道不行”的江西术士，为朱文正公先人卜地之验。明清之际谈迁《枣林杂俎•技余•牟康民》还提到巡按御史黄陂吴之好数学，曾“从豫章术士游”。乾隆年间，有一名叫杨柏溪的江西籍进士也精通相术。有趣的是，在明宋懋澄《九龠集》中，有一篇小说《东师野记》记载“萨摩岛术士许仪厚，本豫章人”。而清代，朝鲜使臣洪翼汉的《花浦先生朝天航海录》卷一记载，“洪都山人”刘亨，卖卜辽阳，又曾随毛督府渡江居义州数岁。业极精妙，算命无不吻合，众皆奔彼，乞得一言，连朝鲜使臣也请其测算，且果如所闻者。这些记载表明，江西术士的“执业”范围与影响，甚至已远播东北、海外，以致江西术士已俨然形成一种“品牌效应”。《醒世姻缘传》第六十一回叙邓蒲风在设立相馆时，特意揭了一个招子“新到江右邓蒲风，飞星演禽，寓本庙东廊即是”。且不说他设计谊财，“江右的高人”的名声，立刻使狄希陈邀人同去算命，他说：“我们这里打路程庄板的先生真是瞎帐，这是江右来的，必定是有些意思的高人。”《野叟曝言》第十一回中有个术士吴铁口，招子上也写着“江右吴铁口，兼精星相，测字如神”。
当然，江西术士是否有非凡的灵验，恐怕也如术数之学本身一样，并无根据。冯梦龙所编《智囊》之《杂智部》“小慧卷”有一条“江西日者”，就记叙了所谓能分人贵贱者，只是善于观察的小智慧而已。《醒世姻缘传》中的描写其实也是对江西术士的否定。在《儒林外史》第七回，也描写一个江西先生，门口贴着“江右陈和甫仙乩神数”，吴敬梓在他装神弄鬼的过程中，寄寓了更明显的讽刺之意。
最早见之于通俗小说的江西术士也许还是《于少保萃忠传》，此书第二十八回描写江西南昌人万祺推算之术甚验，并因之被封为太常卿，累迁至工部尚书。按，万祺，精禄命，多奇中，由掾史升为主簿。景帝不豫，石亨将谋复辟，以问万祺，万祺赞其决，遂有夺门之功。《西湖二集》之《吴越王再世索江山》中也有个豫章术士“善辨风云气色，能知治乱穷通”，经占验知道“王气”在临安地面，遂走到临安，终于发现钱镠是未发迹的英雄。同书的《文昌司怜才慢注禄籍》中一个“风鉴”也是豫章人，同样是见王气一支落于新城，一支落于临安，遂到新城来。在这里，他发现的罗隐后来成为钱镠的重要谋士（这两篇小说的描写，前者在《西湖游览志余》卷一有出处，后者未见依据）。另外，在《海公大红袍传》第五回叙奸臣严嵩，早年流落江湖，“以测字相面为生，日夕在江西一带地方去混过日子”，并终以此得君王赏识。这一描写完全是小说家言，并无史实依据。而作者之所以有如此想象，恐怕与严嵩是江西人有关。
清代小说写到江西术士的也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儒林外史》，《梼机闲评》中有一个“江右星家”白太始；《载花船》卷二第五回也写到“偶然来到一个堪舆先生，江西人氏，艺术精高，秀州绅士都延请观看阳宅”。李渔小说《十二楼》中的《拂云楼》里韦翁夫妇道：“我平日极信服的是个江右先生，叫做张铁嘴。”
僧、道或术士所代表的超现实力量，一方面强化了与小说家艺术追求一致的情节悬念与神秘性，另一方面又确定了情节不可移易的最终指向，从而展示出事物运行不偏不倚、因果分明的发展规律。这是明清小说从当时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下提炼出来的一种真实而又先验的叙事方式。
《天中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