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冈义丰回忆白云观往事

晒经仪式
 
我初到白云观是 1940年7月l号,相当于阴历六月初一。我选择这一天是有道理的,因为我想看庙里的晒经仪式。阴历六月初北京地区家家户户晒东西。据说这时候晒衣服、书籍,来年不长虫子、不生霉。白云观藏有一部著名的孤本明版道藏。六月初旬开始启封开柜,取出宝贵的经书,举行晒经仪式。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 想要看这部道藏就得等一年。
 
据说晒经仪式起源于清代朝廷的祈愿仪式。以前一到阴历六月初一,庙里开始升旗挂彩,举行隆重的仪式,以后一连六天要讽诵六分之一的道藏,相当于佛寺中举行的诵经仪式,念很长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我住在白云观时,道士在藏经的三清阁廊沿上摆起长桌子,二十个人用竹刀轻快地一页一页翻经。道藏一共有 5385卷,从早上七点开始,一页页翻晒约两小时,三天“晒”完。

白云观所藏明刊道藏
 
1924至192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把这部道藏影印成1120册,发起人是徐世昌和傅增湘。1962年台湾译文出版公司就是用这部影印版出了一部道藏。过去学者苦于看不到道藏,现在由于印影版问世,一般来说可以看到了。如果没有白云观的原版道藏,要研究道教经书简直是不可能的,这是白云观保持稀罕的道教传统之实例。光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白云观是道教的文化宝库。
 
道士没有那么“迂腐”
 
我在北京的时候,一有空就去白云观,我可以随意住下。安监院也进城来看我。他第一次来看我时,我不知怎样款待他这位吃素的道士,就直截了当地问他:“你可以吃鱼肉吗 ?”他说:“可以”,我松了口气,但却不由得问:“不犯清规?”他说:“在庙里我们严守清规,可是一出来,就要松动灵活一些。有时道士出来办事,在外要呆两星期或一个月;如果非要吃素,又找不到吃素的地方,岂不是要饿死。即使进城只一天,因为素菜馆不好找,也要挨饿一整天。在庙外要严守清规是不实际的。”他的话讲得很明白,我责怪自己太迂腐了 。

白云观的道士
 
在“大东亚战争”时期,我遇到过一些道士,他们会用日语讲“你好”、“谢谢你”。他们表示想多学些日语,我告诉他不要学,因为他们讲的日语听起来很滑稽,也不合身份。
 
战争结束 白云观造遇暴徒
 
战争结束后一切都完了。1946年4月底我被遣返,离开北京。我花了很大心血收集的笔记、文件、手稿全都不能带走。当时在北京搞文化的日本人组织了一个小协会,和中国当局协商,要求准许我们把记录和研究成果带回日本。他们答复只要有一个中国地名或人名的记录就不能带走,事实上这就是说我们什么也不能带,因为凡是文化记录没有不讲到中国人民和地方的。我非常喜欢我住在白云观时穿的那件道袍, 可是我难过地扔掉了,因为可能会引起检查站的怀疑。
 
战后我回到日本,好些年我吃的基本上是土豆根,不喝酒。也就是在这时候,大概是我回国后两年,一位留在北京的朋友写信告诉我安世霖暴亡了,他在丘祖殿前被庙里另一派暴徒烧死了,还附上了一张照片和剪下的部份北京报纸作为佐证。我又惊骇又难过。上面讲到过:我第一次住进白云观之前,庙里发生过冲突。当时安监院这一派把对方的一些道士赶了出去,这些人待在北京,等候机会报仇。 不难想像战后的年月是动乱的, 这些人能够煽动庙里的暴徒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
 
元朝初年,丘长春祖师死后不久,全真教和佛教沙门在皇帝面前进行了一次辩论。道士输了,结果全真教的经典被定为伪经,给烧掉了。这事件结束了全真教在一般群众中间传播和生根。从此以后全真教发展成一个驯服的道观里的实体,供奉朝廷罢了。这一传统在白云观一直保存了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世霖是在丘祖殿前被烧死的,这就是说全真教自己把观内道教的帷幕放了下来,这一行动正巧发生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开始的时候。

 

 

《天中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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