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有几个多年没有打开过的衣箱，为了搬入新居，我终于把它打开了一次。看着那些印着时代痕迹和生命历程的旧衣服，我不禁发起呆来。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尚。
即使在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时尚被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文革”时代，也有流行一时的时尚，并且不断发生着流变。可惜没有一部民俗史记录下这些时尚的流变，并研究这些流变的原因。然而，这些没有文字记录的历史碎片并没有彻底消失，它沉淀在人们的记忆里。如果喝上二两小酒，聊起陈年往事，人们还会记起某些片段。
伴随着“文革”雷霆的到来，流行最持久的时尚无疑是军装热。那时候，举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少，城里乡下，能穿上一身军装——最好还是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那是老革命的标志），成了最值得骄傲的时尚。我下乡插队时就曾经见到过一个小青年用两条日本化肥袋做的新裤子去找一个复员兵换来一条半旧的军裤，还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生活全面政治化、军事化的鲜明符号。在这以前，身穿蓝灰色中山装是革命化的外在标志，外国人因此曾称中国人为“蓝蚂蚁”，但是一夜之间，满街都是绿军装，中国似乎成了个巨大的兵营。“八亿人民八亿兵”，“不爱红妆爱武装”，就是这一时装向世界宣示的信息。
当然，这种全民趋之若鹜的时髦装束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级的是不仅有军装，还要配上铜头的军用腰带和军用大皮靴，如果能再加上一个宽大的呢质红袖章，那就更好了——那可是将军以上的红二代的标志，等而下之的是红绸子做的袖章，据说那是校级军官的后代。至于佩戴红布袖章的，那已经“泯然众人矣”，连街道的老头老太太也以臂戴一条红袖章为荣。看来，在人们宏声宣告要与一切旧意识形态告别时，对等级制和特权制却格外钟情和留恋。
任何庄严的东西最后总难免要世俗化甚至娱乐化。“文革”中权力斗争的长期化和血腥化让人们的政治热情逐渐降温，神圣的类宗教仪式“早请示晚汇报”渐渐流于形式，最后终于随着林彪折戟沉沙而消失于无形；曾经热血贲张风靡一时的“忠字舞”不知不觉中消弭了强烈的政治色彩，演变成了街头大妈的健身操和广场舞，与打鸡血、喝凉水、红茶菌、喝童子尿、甩手疗法、拍手疗法、气功疗法等一大串新名堂相继登场，成了新民俗的主流。我有一个姨妈就是这些时尚的热情响应者和追随者，几乎所有流行的健身法她都一一试过，至今我还记得她每天抱着大白公鸡去打鸡血的身影，以及满屋子摆满了炮制红茶菌的坛坛罐罐的盛况。她老人家最后果真活到了九十九岁，但是我始终搞不明白究竟是哪种健身秘方起了作用。变幻不定、日益翻新的健身热至今仍长盛不息，流韵不绝，窗外每天早晚飘来的大妈广场舞音乐就是其生命力的明证。
到了“文革”后期，青少年中的政治热渐渐退潮，当时的小青年们对唱语录歌、贴大字报和文斗武斗渐渐失去了兴趣，开始寻找并传唱中外流行歌曲，还热衷于“拍婆子”、“挖财气”（这是当时流行的黑话，与当今的“泡妞”同义）。虽然军装仍然是当时的时装，但也有了新的变化。时尚小青年们在军帽上做起了文章，他们先是在帽檐上加上了一排曲别针，给军帽镶上一个银边，后来又在帽壳里衬上报纸或硬纸片，甚至加上一圈铁丝，使软塌塌的中式军帽更像俄式的大盖帽了。同时，军帽也成了一种收藏品，从北京开始，各大城市都流行过“抢军帽”——人们在街头上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一群自行车从后面急驶而来，经过你身边的时候，骑车人突然伸手抓走你头顶的军帽，然后笑着叫着，扬长而去……这好像是小孩子们的恶意游戏，但结果却往往并不美妙，因此而发生打架斗殴，甚至闹出人命的事时有所闻。
如今有人颇为怀念“文革”时的社会治安，说那时不像现在，没见过在街头有公然抢夺项链、手机和钱包的摩托客。其实，那时谁有项链、手机之类的值钱之物啊，抢军帽的小流氓不就是如今街头抢匪的前辈吗？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看守所中认识过一位知青朋友，他的罪名中就有“多次在街头抢夺军帽”一项，而他的一个同学，就因为抢军帽而与人动了刀子，最后以杀人罪被判了死刑。
军装热的终结与“文化大革命”的终结几乎是同步的，这也得益于对外开放。箱子底的中山装翻出来刚穿了没有几天，“文革”后期上映的几部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电影又使鸭舌帽和西装开始成了服装的新潮流，而《来自大西洋底的人》则在一夜间使人人鼻子上都架上了一副“麦克镜”。等到喇叭裤、牛仔裤和T恤衫满大街的时候，《八十年代新一辈》的歌声已经响偏了城市乡村——时代似乎终于变了，但是又有些东西不断在提醒我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变……
在这种变与不变的迷思中，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老了。
我知道，那些再也不会重穿的旧衣服，是该扔掉了。但是，我又怀疑，有些附着在上面的东西，我们真应该或真能够扔掉吗？
《天中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