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出真知：行医实践中的摸爬滚打
熊继柏教授在为病人诊断
我当时就读了这么多书开始去当医生。那时刚开始当医生看不好病，当然也可能偶尔看好一两个，但总是不满意。人家老医生看了几十年，病人天天找他看，因为看得好啊。
我就问那个老医生：“你怎么看得好病，我怎么就看不好呢？”我问他读些什么书，是不是书比我读得多些。他问我都读些什么书，我说读了《伤寒论》《金匮要略》，他说：“谁读那样的书啊，那书有什么用，那书没用。那书是讲理论的，不是看病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啰？”他说："我们都不读，你看我们哪个读，一个都不读。”
这就是说当地的医生没一个读过《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但他们就能看得好病。于是我就问他读些什么书，他告诉我只读过《医宗金鉴》我又问他《医宗金鉴》怎么读，他说就读《杂病心法要诀》。好，我就找到《医宗金鉴》，把它借来。我一看，《杂病心法要诀》基本出自《金匮》，但它在《金匮》方基础上加了一些时方，就成了一些常用方了。
另外一位医生又告诉我，《医宗金鉴》里面值钱的是它的妇科学和幼科学。我在读《医宗金鉴》时又发现一个问题，《伤寒心法要诀》把庞大复杂的《伤寒论》原文精化精简了。于是我把《伤寒心法要诀》认真读了，比内科《杂病心法要诀》读得要熟得多。这样，我就花力气读了《伤寒心法要诀》《妇科心法要诀》和《幼科心法要诀》。所以我的学生都知道，我经常用《伤寒》方、《金匮》方，用得很熟，妇科、儿科基本上用《医宗金鉴》的方，这是自学的。
读完了这些书我才真正开始当医生。在农村当医生，你要应付各方面的病人，尤其是当你出名以后，比如我那时每天要看将近一百个病人。那时候很多怪病就开始遇到了，师傅不在身边，我没处去请教，农村那些老医生我跟他们讲《伤寒论》和《金匮》他们不懂，所以我只能自己解决。
我看病没人带，都是自己闯出来的，所以我的经验都是实践中反复摸爬滚打出来的。跟我上门诊的这些学生得到我的经验好像很容易，其实我是吃过大苦的，所以我现在用起来，学生们一下就学到了，好像非常简单，其实我是经过几十年磨炼得来的，其中既有正面的，更有反面的，它是不断地升华、总结出来的东西，它不光是书本上的东西。
对于一个方，我怎么加，怎么减，已经形成了一个规律。某个病一来，我立刻能想到用什么方，这些经验是我几十年积累的东西。病人一来诊察之后，我的方就出来了，为什么这么快呢？因为我搞了几十年啊，我看了几十万人了。
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我又读了一些书，比如《傅青主女科》，我读得很熟，《傅青主女科》里面的方我经常用，当然是有选择地用。治妇科病我基本上就是用《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傅青主女科》的方，治儿科病我基本上就用《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的方。
曾经有一本幼科专著叫《幼科铁镜》，我读过，我个人觉得不怎么样。还有一本书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这本书过于复杂，把妇科复杂化了。
我经常说我们中医学本来就够复杂的了，我们现在有不少的中医，甚至于号称中医学家，他把中医学人为地复杂化。难道还嫌它复杂不够吗？把它人为地搞复杂了，我们的后人还怎么来学啊！一看到就怕它，一看到就住后退缩，进一步退三步，他还怎么学？这人为的复杂给后人带来的弊病，只能给中医学术带来摧残作用。
有幸再遇良师：在读书中升华医术水平
熊继柏教授
我的第一位老师教我通读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到1961年，我又拜第二位老师了，他是陈文和老师，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是在国内学中医，然后到日本去深造。
陈老师发现我读书读得好，但有明显的缺陷，第一，没学过温病学；第二，没读《内经》。温病学和《内经》讲些什么东西，我确实都不知道。我后来见到我第一位老师胡老师时，我就问他为什么不教我读《内经》？他说：“你那么小，读什么《内经》，那是你读的啊？到时候你自然就可以读。”我问他要到什么时候？“当几年医生以后，到20多岁时再读吧”，这是胡老师跟我讲的，他叫我到二三十岁再读《内经》。
在陈老师那里，他就教我读《内经知要》，其实我原来真正的《内经》功底就是《内经知要》，温病功底就是《温病条辨》。《温病条辨》拿到手以后，我的感觉就不一样，这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所以我就在《温病条辨》上下了功夫。我对《温病条辨》是读得很熟的。我们学校的温病教研室主任谢凤英教授，她的温病学水平是很不错的，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发现了我对温病也很熟，她说：“你怎么对《温病条辨》那么熟啊？”我开玩笑说：“难道就只允许你一个人熟啊！”
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大家了，我治病用的方来自哪些地方。开始不是讲了两本方剂学吗，这是基础，然后是《伤寒》方，《金匮》方，《医宗金鉴》方，程钟龄的方，傅青主的方，然后就是温病方，就这么多方，就来自这些地方。当然，以后还有一些杂家的方，比如张景岳的方，喻嘉言的方，李中梓的方，还有《审视瑶函》的方，那是个别现象，包括《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的方，那都是个别的方，不是全面的，上面讲到的那些方才是全面的方。
跟陈老师重点就读了《温病条辨》和《内经知要》，陈老师告诉我一个重要的道理：要想当一个好医生，必须大量读方剂。他有个手抄本，有2000多首方，当时他要我抄下来，我那时因为记性好得很，全记得，就没抄。那时又没有复印机，否则的话就复印下来了，真可惜啊！
自从跟陈老师学了温病学后，回去当医生就大不一样了。当时我们那里乙脑、流脑流行，我治好几个危重病例，在石门县西北地区的医名就打开了，所以我出名是在1963年以后，是因为治乙脑、流脑。
《天中人文网》